第57章 仓皇出逃 (第2/2页)

为民只是不能参与朝政，作为“庶民”行动自由并不受限制。
  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受刑便真羞得“八年不出”，只是行动不再张扬而已。
  他们可以通过“清晨锻炼”、“午间聚餐”、“夜半小酌”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朝野人士频频接触。
  投其所好，揭其隐痛，建立感情上的一致，慢慢渗透，再喻之以“利、害”威胁引诱。
  逐渐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“反鞅”势力。
  另一方面，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。
  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，是“苦”多于“乐”。
  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，按新法，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，而懒惰失误，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。
  “勤劳”是有尺度的，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，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，而稍不检点，惩罚就立即降临。
  所以，筋疲力尽后而受赏，并无感谢的心情；
  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，结果必然是“亲之者寡，怨之者众”，在位越久，积怨越深。
  除了赵良、景监几个人，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。
  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“新法”的内在缺陷：
  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，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，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。
  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：
  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。
  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“平均分配”，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。
  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，由怨生恨。
  一切动物，无论是否有理性，都存在一种“惰性”。
  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，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“静止”。
  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“死点”。
  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“生存竞争”来解决。
  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“重赏”和“严惩”这两根大棒。
  可惜，“公平公正”只是相对的。
  “重赏”仍倾向于上层，“严刑”则多施于平民。
  所以，不仅他的政敌，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。
  “以法治国”可以富国强兵，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，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。
  赵良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。
  但商鞅意识到了，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。
  公子虔等老政客，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，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。
  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“反鞅运动”。
  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，但仇敌太多。
  新君继位后，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，不是可靠的后台。
  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，便隐瞒了自己的“内线”身份，向新君效忠。
  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，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。
  不过此时他仍处于犹豫之中，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，尽管不如泰山、华山那么稳固。
  但太大了，以人力能扳倒吗？
  他不能不脚踏两只船，无论哪一方占上风，自己在政治上都有双保险。
  所以在兵发商府的途中还在准备见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释。
  然而，当看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时候，他终于拿定了主意：
  商鞅肯定完蛋！
  其实不止司马错，还有许多曾经积极支持商鞅变法的人。
  在孝公病重时就看出商鞅大势已去，而开始向“反鞅方”或暗送秋波、或公开靠拢。
  所以商鞅早就众叛亲离，甚至连准备倚靠他夺取王位的右更将军也放弃欲望，没有听从他的号令。
  在这种形势下，就算司马错仍按他的计划行事，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个未知数。
  可怜商鞅聪明一世，竟糊涂一时！
  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，商鞅趁乱逃出咸阳城。
  为了隐蔽身份，扮成了小商贩，也没敢带随从。
  躲到天黑后，摸进城郊小镇，便找个客店想休息一夜，明朝再做打算。